【15分钟城市：一刻钟生活圈定义下的理想城市图景】

“生活圈”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其后的80-90年代引入我国；“15分钟城市”是“时间都市主义”城市规划概念之一。

近年来,欧美学界受到法国社会学家François Ascher时间城市主义（Chrono-Urbanism）理论影响，卡洛斯·莫雷诺（Carlos Moreno）于2016年提出“15分钟城市”（15-minute City）概念，其目标是让城市社区居民可以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范围之内，满足衣、食、住、行、娱等大部分日常服务需求，旨在减少人们通勤时间，提升生活便利程度。他参考了佩里于20世纪初提出的邻里单元和勒·柯布西耶于50年代构想的昌迪加尔城市模型，以及简·雅各布斯于60年代提出的社区多样特性等理念，提出15分钟城市应遵循邻近性、多样性、适宜密度和普遍性四大原则，其中社区发展则需涵盖住房、就业、购物、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六大主要功能。

由于新冠疫情对出行限制等一系列卫生管控政策的实施，欧洲一些城市政府开始将15分钟城市作为应对疫情对居民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的重要举措。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甚至将15分钟城市作为其竞选的重要纲领之一，并在连任后积极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地。

欧美城市的“15分钟城市”概念与亚洲城市的“生活圈”概念有一定差异性。“生活圈”多注重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补短板和配置优化；而“15分钟城市”更加体系化，是对新的城市空间布局模式的探索。

近年来，这两个概念叠加的“15分钟城市生活圈”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其在降低出行距离、缓解交通拥堵、降低城市碳排放、推进城市更新等成效显著。巴黎、伦敦、米兰、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相继开始的规划实践，从多个维度彰显城市整体魅力，愈发展现出一个个理想城市的生活图景。如巴黎以公共沙龙式的社区空间和功能，打造有温度生活圈；东京以多圈层城市规划为原则，导向居住、定住、定居等多功能的生活；波特兰以绿色共治营造健康生活氛围，打造“人行友好型社区”；新加坡以政府为建设主体，整合所需商业网点至单一的邻里中心，以形成社区生活圈的物理中心，等等。

随着我国城市逐渐转向集约式、内涵式发展，“生活圈”、特别是“一刻钟生活圈”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的重视。2016年，上海市率先开展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其后广州、济南、长沙、厦门、成都等城市陆续开展了相关实践。2018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出台《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将“生活圈”作为重要内容，其后自然资源部、商务部等多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一刻钟生活圈”逐渐成为完善居民生活服务的重要抓手。

北京高度重视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其已被纳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出台《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指导便民生活圈建设。将便民生活圈纳入《北京市商业消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作为全市四级商业消费空间体系第四级：“社区级”，一体化构筑多层次商业格局。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构建，通过小切口惠及大民生，让市民获得切实幸福感的同时促进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多部门、市场主体、学者和市民的共同关注。本期话题从尽可能广泛的国际视角，通过理论梳理、案例借鉴和北京实践三个板块，以期对北京目前的工作进行初步总结及对未来的实践带来启示。

感谢北京市商务局生活服务业一处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本话题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