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特大城市在我国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现代化大局中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作为复杂巨系统的超大特大城市，其发展面临诸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本话题尝试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风险挑战与空间治理问题进行探索。欧阳鹏等《新时期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的风险挑战及空间治理对策》一文，综合研判超大特大城市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全球气候危机和人居环境安全、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空间发展转型与可持续财政、信息化浪潮和新技术变革等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并提出坚持战略安全观、韧性低碳观、区域协同观、包容治理观、内涵发展观和数字赋能观，统筹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空间治理的对策建议。刘博奥等《大城更新的治理逻辑：内涵、意义与路径》认为，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人民需求与多元化的城市问题，大城更新的下一步行动则是打造一个包容不同群体需求、充满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城市，真正实现人民与城市的共振。广州以解决城市矛盾为核心，建构“城市矛盾的识别分析”“多元共治的矛盾解决”以及“矛盾化解的评价考核”等三重治理机制，不断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各区创新试点的主动性，形成了独特的大城更新模式。杨滔《超大特大城市规划治理的智慧发展展望》认为，21世纪是城镇化与数字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超大特大城市的智慧化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作为区域和国家发展的核心枢纽，其智慧化水平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直接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通过智慧化手段释放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已成为全球城市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焦点。董殿昊等《新安全格局背景下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阐述了城市韧性的内涵，指出城市韧性是城市系统在面对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能够抵抗、吸收、适应灾害并能快速恢复的综合能力。同时，分析了新安全格局下超大特大城市面临的风险特征，包括风险常态化、灾害扩散性增强、风险灾害衍变连锁化以及人为因素作用凸显，从而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建设的路径。王伟等《价值·功能·方法：超大城市更新单元划定的三重视角》，立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对我国城市发展改革指向的内在逻辑认识，城市更新单元将成为超大城市推进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基础和载体。文章认为当前我国超大城市更新单元的划定还处于摸索阶段，亟需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指引。 吕晓荷《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思路与举措建议》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韧性规划建设需坚持以人民为重、预防与应对结合、发展和保护并重、长短期目标相统一等原则，以拓展空间广度、注重结构适度、增强系统强度、提升治理精度为思路，多措并举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健全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三级韧性治理体系，并加强新技术手段在城市韧性规划建设中的应用。于长明等《超大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趋势及对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启示》，以东京、纽约、伦敦等城市为例，分析这些城市在交通规划建设中的创新实践及其对都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认为我国应通过关注人群需求、推进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新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构建区域交通体系、把握宏观统筹等策略，在城市更新阶段采用实用主义原则打通节点和断点，推动城市间的区域协同和交通可持续发展。李翅等《北京雍和宫片区：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的低碳更新策略探讨》一文，以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相关理论，分析超大特大城市历史街区低碳更新的实践经验。以北京市雍和宫片区低碳更新项目为实证案例，梳理碳排碳汇关键要素并提出空间绿色化、技术智能化和生活低碳化的更新策略，以期为我国历史街区的低碳化更新提供经验和参考。葛岩等《上海：超大城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实施评估与策略建议》，以超特大城市社区更新为背景，以研究者与实践者视角，结合理论研究、国际经验与上海实践，分析社区生活圈的社会多样性、空间异质性、治理复杂性内涵特征与规划响应，建立基于多维度与低、中、高不同干预强度视角下规划策略框架。陈天等《国内外棕地治理对天津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实践机制的启示》认为，低效用地再开发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模式在我国空间规划实施中已经成为关键命题。我国已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城市更新理论完善，但有关城市更新中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有关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实践策略和开发机制有利于科学地制定城市发展政策、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感谢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青年教师李依浓在组稿中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
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到三地调研指导，主持召开三次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关定向。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有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围绕相关重大问题开展咨询研究，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三地各自发展的定位：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2024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十年来，三地以《规划纲要》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京津冀经济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和京津冀空间发展格局 不断优化，“轨道上的京津冀”由蓝图逐步变成现实，三地产业协作和协同创新不断走向深入。十载转瞬，未来可期。本刊编辑部
青山绿水与市井烟火、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积极回应首都市民对健康生活与高品质城市环境的追求，《北京市绿道系统专项规划（2023年-2035年）》应运而生。绿道作为重要生态脉络之一，作为重要的绿色公共产品，成为花园城市理念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线性绿色开敞空间，绿道通过连绵的串连与融合，构建出更丰富的生活场景,为市民带来更美好的体验。“道”法自然，“道”亦有道。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为背景，秉持“多道融合”理念，北京绿道规划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衔接花园城市、韧性城市、人民城市的建设，首次在国土空间的体系之下，探索绿道系统功能集成和资源整合的技术方法，形成引领新时期北京绿道系统高质量建设的创新思路，为北京绿道系统高质量建设提供顶层设计和技术支撑。北京自2008年启动首条公园绿道建设，迄今已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居于公园一隅，到融入城市开放空间，再到全面融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体系。以绿道规划为引领，北京将加快形成目标定位统一、空间布局协调、技术标准一致的绿道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体系，实现规划引领、整体统筹、分项落实和系统实施。面向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未来，以绿道规划为抓手，北京将持续推动绿道系统的高品质建设，搭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成为构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风景线。本话题通过对北京绿道规划的解读，展示绿道建设方面的最新实践，总结北京经验并提供借鉴。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杨春等对本话题的贡献！本刊编辑部
【未来城市设计的伦理与美学】本期话题是针对当代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中关于“什么是一个好的（或美的）城市设计”的深层次讨论，是对城市设计价值基础的深刻研究，是从更广大视域对未来城市设计的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探讨。本组文章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景秋副院长的《伦理与美学视角下的未来城市变革与发展》为开篇，由两大版块组成：未来城市设计美学版块，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刘士林院长《中国式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与城市设计美学的理论自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刘悦笛研究员《“北京·记忆”公其艺术：全息都市与地铁的互动艺术》、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程相占教授等《营境以致善境：生态美学与善境伦理双重视野下的城市规划》三篇文章；未来城市设计伦理版块，包括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建华教授《现代城市如何更好地承载伦理》、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人文学院秦红岭院长《当代城市设计的伦理之维——基于学术史的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易学尧副教授等《未来城市设计的伦理图式》、北京工商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李妍博士《城市色彩规划的伦理原则》四篇文章。正如本组文章的题目所阐释，上述跨学科的研究围绕未来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中伦理与美学的关系，以及传统美学思想与城市设计的结合，旨在研讨未来城市设计的伦理与美学，支撑建设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支撑国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支撑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感谢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人文学院秦红岭院长对本话题组稿的贡献！本刊编辑部
【未来城市空间的规划响应】在城市领域，人类从未停止对未知的探索和对未来的畅想。纵观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每一轮技术革新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引发城市规模等级、组织模式、形态布局及空间功能的变化。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各类新技术正在让城市变得更加数字化、智慧化、人本化。在此背景下，技术要素驱动下的规划响应及变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为了及时把握未来城市空间变化、多角度总结新兴技术带来的城市空间变革趋势、解析未来城市空间变化的驱动机制，并开放性讨论基于变化可能性的规划应对策略，本刊以“未来城市空间的规划响应”为话题，分享面向未来的城市规划新范式、新框架，剖析未来城市演变的机理路径和时空矩阵，并探讨城市内居住、消费、就业、交通、物流空间的变化及相应的规划应对策略，以期提升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城市发展的适应能力。国内外关于未来城市的研究发散到人类学、社会学领域。本话题以城市规划为视角，聚焦技术引发的城市空间变革。规划的未来与城市的未来密切相关，期待通过本期话题与读者共同探讨数智化时代城市空间的新变化、技术影响城市空间的新机制及未来规划服务的新模式。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猛和郭冬雪对本话题策划和组稿的贡献！本刊编辑部
【人居型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人居型遗产是指有人类居住并存在一定活力的文化或自然遗产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等），其中的传统生活与传统空间相互依存共生,具有遗产和生活的双重属性,是一种“活态遗产”。1964年《威尼斯宪章》提出文化遗产具有活态属性；1999年《巴拉宪章》强调“应尊重、保存、而不是抹煞人类和遗产地之间的重要关联”；200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进一步提出“社区”在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对人居型遗产的关注不断加强。近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概念逐渐被公众认可，进入法定保护名单的文化遗产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在过去30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各类遗产地都或多或少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一些房地产和旅游开发价值较高的地区，重“遗产本体”而轻“居民记忆”和地方生活等“活态遗产”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本话题聚焦国内外人居型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前沿理论、方法和实践案例，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居型遗产，从政策制度、保护技术、社区参与、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总结，从而拓展学术界和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力图为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人居型遗产的概念演进与社区路径》一文，重点梳理了20世纪以来国际文件中关于人居型遗产、活态遗产、遗产社区等核心概念的演进，强调社区在人居型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并给出了社区在遗产意识培育、价值认定和保护对象选择，以及保护的空间行动与政策设计、阐释、推广与遗产价值化等的参与方式和途径。《居者维其屋：居住者与历史建筑保存状况的关联性调查》和《人居遗产社区的可持续更新——基于口述史方法的探讨》两篇文章，分别从居住者与历史建筑关系（人与空间）及口述史方法两个角度，探索人居型遗产与传统物质性遗产保护传承不同的调查方法。其他的文章为代表案例研究，覆盖城市、村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或风貌区的保护案例。这些较为经典的案例，既聚焦新方法和新技术，也从批判性遗产的角度进行反思，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村寨的独特文化价值。特别感谢同济大学杨辰在本话题策划、组稿、审稿中的贡献！本刊编辑部
【首都生态文明实践：超大城市绿带规划与治理】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秉承尊礼仪秩序为国脉、融山水环境于一体的传统营城思想，北京构建了“都-城-郊-野”的空间体系，塑造了带山襟海、城水相依的空间格局。两千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始终与山水环境融于一体，以绿为底，牵系北京城与北京湾的生态与发展脉络。北京的绿化隔离地区是首都的发展屏障，既维系着自然生态永续，也巩固了首都城市空间秩序，是融合古代营城思想与现代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1958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分散集团式”空间布局，防止城市蔓延成片，首次提出建设“绿化隔离带”；1993年版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简称“二绿地区”），并于2003年正式形成第一版二绿地区规划，确立了城市九楔空间格局；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建成、建好绿化隔离地区的规划目标，全面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随着《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减量提质规划（2021年-2035年）》正式获得批复，二绿地区发展进入新阶段，正紧密衔接规划实施，将规划蓝图转化为实施路线图。二绿地区自确立至今，始终是北京湾从山到海的关键转承之处，是彰显大国首都历史底蕴、保障首都自然生态永续的重要生态屏障，承载着延续首都历史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使命。二绿地区规划是我国首个超大尺度非建设空间减量实施型规划，旨在坚持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屏障，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系统规划建设一个万物共生、安全共筑、城乡共融、城绿共美的城市生态绿环。二绿地区规划把握跨区域生态空间多元、动态、柔性、共治的特征，用生态方法解决生态问题，用柔性治理工具与共识行动统筹多元利益，贯通从战略目标到行动方案的全流程治理。同时，二绿地区规划强调编制过程中多部门、多主体的协调沟通和共识建立，形成常态化协调机制，在后续跨区域生态空间治理过程持续发展作用，为推动超大城市城市绿带建设提供借鉴。本期话题“首都生态文明实践：超大城市绿带规划与治理”刊发一组文章，从学术理论、规划实践、实施管理等多个维度，从生态规划、城乡融合、土地政策、景观营造等多个视角，系统解读北京在二绿地区规划与治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思考。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张尔薇在本话题的策划、组稿和审稿中的贡献！本刊编辑部
【京津冀共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同时要求尽快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 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2021年8月，《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了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相关任务。随后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国土空间近期规划也相继提出“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形成京津冀城市群主干构架”。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已成为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及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抓手，对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影响深远。同时，首都都市圈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重要且特殊，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北方航运核心等诸多国家级职能，集聚了各类高端要素，承载着重要国家使命，对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首都都市圈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面临着核心城市“大城市病”严重、区域内部发展落差大、空间发展失序等较为严峻的区域治理难题，亟需梳理发展脉络、加强形势分析，对首都都市圈空间一体化发展进行统筹谋划。 本话题围绕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重点工作，从总体建设思路、产业创新、职住通勤、协同机制、国内外经验等几个方面出发、聚焦京津轴线、通州与北三县等重点地区，组织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廊坊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等研究单位开展了论文写作，系统梳理了首都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典型特征、主要问题、内在成因和深层机制，提出了下一步的空间发展策略和具体措施，为深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提供研究基础和实践参考。 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朝东在本选题的策划、组稿和审稿中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